拙稿《鲁迅与新村主义》已在1998年5月13日《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主要认为：鲁迅当年并不是新村主义的反对者，他还翻译了《一个青年的梦》，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新村主义的主要观点。现在我又撰写本文，是要说明：鲁迅却又不是新村主义者。鲁迅当年对新村主义的某些理论和实践持有一定的保留的态度，而在几年后发表的“费厄泼赖”的大讨论，可说是鲁迅对新村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否定和批判，从中也可见鲁迅思想发展的进程。
还在日本新村主义介绍到中国来之初，1918年11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想录三十六》认为：“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为什么呢？因为，“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人类“协同生长”，是新村主义的理想，但鲁迅认为，“协同生长”应该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进步”。而中国人“国粹”太多，“太特别”，这“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因而很可能被“从‘世界人’中挤出”。鲁迅强调的是奋斗、革新，具有历史的紧迫感。
在1919年5月的《新青年》上，鲁迅发表《“圣武”》一文，其中说：“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些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没有插足的余地”。文中“互助共存”可能并不单指新村主义一家，但新村主义是主张人类互助共存的。鲁迅认为，这类思想，在落后的中国尚无插足的余地。
鲁迅1921年8月25日致西山养病的周作人信中说：“《小说月报》八号尚未来，也不知上海出否，沪报自铁路断后，遂不至（最后者十四日）。中国似大要实用新村主义而老死不相往来矣。”这里是拿新村主义的某些实践作个比喻，实际上也是对新村主义的一种批评。日本日向新村是新村主义的试验地，几十亩土地，二三十个成员在里面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实行着社会主义，就竭力与四周包围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隔绝。但“隔绝”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村内的土地、住房、农具、农作物的种子、肥料、灌溉的水、运输工具，都必须向村外的资本主义社会购买的；村内实行的是落后农具的小型生产，不是机械化大农场，收获所得难以解决村民温饱，每天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菜、饮用水、餐具，也必须向村外的资本主义社会购买；就是全体村民，也和村外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割不断的关系：他们的家属亲友都在村外，经济上必然要互通有无，有些村民甚至本来就是村外的失业者，是到村内来混饭吃的。日向新村靠募捐赞助维持日常生活，到1921年已入不敷出十分严重，后来终于只好解散。鲁迅说“实用新村主义而老死不相往来”，就是批评在资本主义社会包围之中的一小块土地上企图与外界隔绝而实行社会主义的做法。这是做不到的。
鲁迅虽然一度不反对新村主义，但从不放弃他一贯主张的斗争哲学。1925年4月8日鲁迅致许广平信中说：“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鲁迅在这里是完全赞成武装革命了。这和新村主义者们主张通过和平宣传而不是暴力革命进入大同世界，正好相反。
不久，中国文坛发生了关于“费厄泼赖”的论争，可以说是对新村主义某些根本观点的大讨论。早在1919年8月，鲁迅在《一个青年的梦》的译者序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还蒙在国的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了是朋友了。”又说：“中国开一个运动会，却每每因为决赛而至于打架；日子早过去了，两面还仇恨着。”在体育场上，双方是竞争的对手，赛后双方是朋友。这种品格和风度，英语称之为FairPlay，中文音译为“费厄泼赖”。后来这种费厄泼赖精神被广泛提倡，在军事上，两军战斗，而“两军在停战中往来”；在政坛上，双方争斗，一旦一方下台，双方就成了朋友。新村主义者是反对武力斗争反对战争的，费厄泼赖精神也就成了他们的根本观点之一。从鲁迅的上述一段话看来，他当时是不反对“费厄泼赖”的。
到了1925年10月，《语丝》周刊出版第50期。为了总结50期的成败得失，编辑部召开了座谈会。第52期上，发表林语堂的长篇发言纪录《谬论的谬论》和孙伏园的《〈语丝〉的文体》。两人都大大称赞《语丝》的文体自由，并将进一步扩大文体。第54期，发表周作人的《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也以《语丝》的文体自由而自豪。他说：“除了政党的政论以外，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惟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FairPlay），———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自信比赛得过任何绅士和学者，这只须看前回的大虫事件便可明了，我们非绅士之手段和态度比绅士们要‘正’得多多。”所谓“大虫事件”，是指1925年5月章士钊一度下台，当时没有对他打落水狗，周作人认为这就是“费厄泼赖精神”。周作人的这一番议论，为林语堂拍手叫好。林语堂在第57期（12月14日出版）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对于费厄泼赖，他说：“此种‘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的条件，能骂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周作人林语堂都大谈费厄泼赖。这年5月章士钊一度下台，他们便不再揭发章士钊。7月章士钊再度上台，对进步教师和学生的压迫变本加厉。12月章士钊随着段祺瑞政府倒台而再度去职，林语堂竟又提出“不再攻击”。这明明是不吸取惨痛的眼前教训，鲁迅表示不能同意。1926年1月，鲁迅发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他以中国近代革命中血的历史教训，提出了“打落水狗”的著名论断。鲁迅指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是“反给恶势力占便宜”。因此“费厄泼赖”必须缓行。鲁迅的这篇论文，否定了他在6年多前在《一个青年的梦》的译者序中所肯定的“费厄泼赖”思想，是他的思想的一大发展，也是他对一度不反对的新村主义基本观点的否定和批判。
鲁迅在青年时代接受民主主义思想后，一贯奉行的是斗争哲学。他一度不反对新村主义思想，也是从积极的一面着眼的，如有利于暴露旧社会存在的压迫和剥削，等等。他终于扬弃新村主义，是很自然的必然的。周作人虽然后来也不再谈论新村主义，但和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新村主义在他身上总好像久久地阴魂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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